五月底的彝海,碧波荡漾,青山映翠。“同志与小叶丹结盟取水点”石碑静立在湖边,似乎在向游客讲述着86年前红军长征通过大凉山区时,那段“军民鱼水 兄弟情深”的感人故事。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突破金沙江天险,一路北上,连克西昌、越嶲和冕宁几座县城,地方军阀一触即溃。然而,此时的红军并非高枕无忧,后边有逼近金沙江一线的追击部队,前边百公里外就是另一天险大渡河,要避免几十年前石达开部队覆灭的命运,就要快速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早日渡过大渡河。
彼时的彝族聚居区,还处于奴隶制社会形态,生产落后,民风强悍。红军先遣队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化解矛盾,减少冲突,为中央红军主力快速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和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一事,更是传为佳话。
“太阳刚刚升起,远处传来了一阵枪声……”站在彝海边,沙马依姑向记者还原着当时的情景。今年58岁的沙马依姑,是彝海结盟纪念馆的管理员,小时候起,他就无数次听亲历当年事情的长辈讲起“彝海结盟”的经历。
那一天是5月22日,听见枪声后,彝族果基家支(部落)首领小叶丹和祭祀沙马尔各(沙马依姑的爷爷),以为又是地方军阀武装来骚扰,迅速组织老弱转移到山上,然后来到垭口的一处山坡上观察。他们看到,一支庞大的队伍密密麻麻,看不到尾,在河谷行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谷口的房附近。
此时,两侧山坡密林里传出彝族人员此起彼伏的“呜呼”声,他们是在向山下的队伍,提醒他们已进入了自己的领地,必须停止前进。除了呼喊,还有的向队伍开枪。
山下的队伍见状,立马停止前进,用彝语向山上喊话。由于距离较远,山坡上的小叶丹等人只能隐隐约约听清“别害怕,我们是好人,是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这几句。
让小叶丹他们惊诧不已的,是红军队伍在被射击之后不仅没有还击,还原地坐了下来。“爷爷他们就好奇,那么强大的队伍,那么多枪,为啥不还击,还坐在地上让别人打自己,不可思议,这样的队伍没见过。”沙马依姑和记者说。
随后,沙马尔各向小叶丹提出前去和红军首长交涉一下,小叶丹一开始不同意,担心沙马尔各的安全,还表示“不入虎口,虎不吃人”,但后来同意他下山。
出面和沙马尔各接触的,是红军先遣队负责群众和地方工作的肖华和冯文彬等人。他们询问沙马尔各怎样和彝族兄弟加深感情,沙马尔各表示彝族重义气,最高的形式就是结为兄弟。
肖华等人带着沙马尔各,在彝海边见到了先遣队司令员。经过交流,表示愿意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结为兄弟。稍后,在彝海边一个被叫做一碗水的地方,和小叶丹见面,双方谈得投机,准备当天就按照彝族的风俗结盟,小叶丹也进一步理解了红军的民族政策和革命宗旨。
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在沙马尔各的主持下,和小叶丹正式歃血为盟,结为兄弟。
结盟仪式完成当晚,邀请小叶丹等人来到红军驻地庆祝。次日,红军授予小叶丹一面队旗。随后,在果基部落人员的护送和接应下,红军先遣队顺利通过彝区,向大渡河边安顺场方向进发。此后数天内,中央红军主力也顺利通过百里彝区。
关于红军通过的情景,冯文彬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二天部队出发,彝族战士“排好队,拿着枪镖、打着赤膊……好像已经是自己的人一样了。”而普通群众则“都笑嘻嘻地来接近我们,不像昨天这样的害怕我们了”。队伍继续前进,一路经过很多地方,“经过‘倮倮(当时对彝族群众的称谓)’的交涉后,都能顺利通过”。
小叶丹和红军结盟,引起了地方军阀的报复,后来小叶丹和沙马尔各等人只能东躲西藏。直到1942年去世前,小叶丹一直精心保存着红军授予的那面队旗。后来,旗帜被交给,收藏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
彝海结盟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范例。冕宁县史志办原主任王大钊告诉记者,彝海结盟为后来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为以后进入藏区等少数民族地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当时彝族地方武装不怎么强大,装备也一般,但是他们熟悉地形地貌,如果不结盟,改变不了红军通过彝区的大局,但会迟滞红军的时间,会给红军造成一定的损失。看远一点,如果红军强行通过,武装力量的形象会受损失,对后来我国实施民族政策,都会形成负面的影响。”王大钊表示。
史料记载,当时的大凉山区,在和地方军阀统治下,彝族群众生活困难,“吃的是包谷,没有菜,除了苛捐杂税,还要帮刘文辉的军队抬粮食、挑东西,没有报酬。”
在这种背景下,红军初到,彝族群众并不了解是什么队伍,报之以的呼叫和枪声,甚至先遣队落单的30余人工兵连还被抢走了装备和物资,都不足为奇。然而,神奇之处在于,军纪严明的红军,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用智慧和真诚换来了彝族同胞的理解和支持,创造了彝海结盟的佳话。为此,开国上将、彝海结盟重要参与者肖华在著名的《长征组歌》中写下了“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夹道迎”的诗句。
沙马依姑的爷爷沙马尔各,当时是彝族的“毕摩”,也就是祭司。他是小叶丹的重要助手和出谋划策者,是整个部落重要仪式的主持人。“我爷爷会汉语,会手艺,小叶丹家的雕房就是我爷爷帮着建的,小叶丹一直很敬重我爷爷。”沙马依姑表示。
红军经过时,小叶丹41岁,沙马尔各38岁。沙马尔各小几岁,但辈分高,小叶丹称呼沙马尔各为叔,因此也就有了肖华在回忆录里“小叶丹叔侄”的记载。
由于当时的医疗技术有限,小叶丹和沙马尔各均在48岁时去世。生于1963年的沙马依姑没有亲眼见过自己的爷爷,关于彝海结盟的故事,都是当时在场的爷爷堂弟沙马马黑和小叶丹的弟弟果基尼迫讲给他听的。沙马依姑的父亲,也曾对战士讲起过彝海结盟的事迹。
“我爷爷的叔伯弟弟,小叶丹的亲弟弟,反反复复跟我摆(讲)这些事。”沙马依姑表示。在两位长辈的记忆中,司令员“身材高大,粗壮,戴眼镜,说话和气,一点官架子都没得”,而肖华给人的印象则是“说话和气,是个很年轻的小伙”。
为了将彝海结盟的故事完好地存下来,把民族团结和红军长征的精神传承下去,沙马依姑多方搜集、整理资料,为了核实一些细节,他还在20多岁时专程去拜访爷爷的堂弟沙马马黑。
那时,沙马马黑已经住在石棉县,沙马依姑先坐车到县里,然后步行好几个小时,爬上一座陡峭的大山,才能到达叔伯爷爷的住处。“当时光着上身走路爬山,满头大汗,上衣掉了都不知道,后来发现了回去找,找不到了。”沙马依姑回忆。那次,由沙马马黑口述,沙马依姑记录,存下来了当时结盟仪式的一些细节。
上世纪80年代,冕宁县有关部门为保护好彝海结盟旧址的原始风貌,派沙马依姑等职工在现场负责看护,劝说周边百姓不要砍伐林木和开荒种地。由于受不了工作环境的艰苦,有些人多的干几个月,少的只有几天,就走人了。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最后只有沙马依姑一个人坚持了下来。
没有正式的宿舍,他只能用此前果园的石头房子当住处。没有电,就点煤油灯,架起三块石头当灶台,放上锅,煮饭吃。在这个石头房子里,沙马依姑一住就是五年。
生活条件艰苦,工作起来也是殊为不易。沙马依姑回忆,当时为了阻止大伙毁林开荒,他一遍一遍劝说老百姓。有的人急了,愤怒地指责他“这边砍一棵树你出现了,过来阻拦,那边开一块地你又出现,又来阻拦,我们可是要过日子的!”这时,沙马依姑就耐心地劝导说,“一个人砍一棵树,十个人就砍十棵树,一百个人就是一百棵树。一个人开一块地,十个人就是十块地……”
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后来大家都理解了沙马依姑的工作,也明白了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现场的原始风貌得以维持,一些文物得到很好的保护。
随着当地财政的不断加大投入,2005年,宽敞大气的彝海结盟纪念馆建了起来,如今每天接待游客和参观学习者达上千人次。当年和小叶丹结盟的三块石头,静静地陈列在馆前,诉说着红军长征和民族团结的往事。
几十年过去,彝族群众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远处的彝海村,是当年红军战士停驻过的地方。如今在中国人民战略支援部队的对口帮扶下,彝海村告别了过去的土房子和黄泥路。崭新的村居,整洁的道路,完善的设施,见证了新时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成果,村子还拥有了一个新名字:结盟新寨。
平整油亮的彝海公路旁,沙马依姑停下车,带记者来到一处树林,他讲道,就是这一个山坡,当年小叶丹和沙马尔各从这里看到红军的长蛇状队伍,面对枪声,队伍原地坐下,争取彝族兄弟的理解和支持。
除了纪念馆的日常管理工作,沙马依姑还是个“兼职”讲解员,他喜欢把自己了解的彝海结盟的故事讲给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我们这里有7个专职讲解员,我普通话不标准,不是专职讲解员。我是用摆龙门阵的方式给大家摆,十个人想听我就摆,一个人听我也会摆,哈哈。”沙马依姑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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