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电信诈骗，网络杀猪盘层出不穷，但受骗人群大多为普通民众，而在我国上世纪60年代，有这样一位人，也是因这一纸书信，让周恩来总理大发雷霆，命令北京警察局限期十天侦破此案……

  1960年，3月18日下午五点，一位穿着整齐，头戴帽子的男人走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径直走向工作人员询问行长在哪，工作人员看此人一副公务人员装扮，便告诉此人行长与副行长都不在，男人心中大喜，这正是下手的好机会。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这样的一个男人来到了行长秘书办公室，将信封交给了行长秘书，男人告诉秘书，这是国务院急件，请务必尽快执行，随后男人匆匆忙忙地离开了银行。

  秘书检查了一下封面，信封与印章均没问题，由于主要领导不在银行，而秘书又怕耽误公事，便将信交给了银行计划研究局的王副局长。

  王副局长查看封面，发现这是一封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的文件，公函里写着：为促进民族间的融洽，在今晚举行的活佛讲经会上将会有中外记者参加，主席嘱咐拟拨15到20万用于寺庙维修，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的重视。

  公函下方是总理的批示，同意银行拨款20万，但令人费解的是信件下方标注只要10元面额的。王副局长看了看周总理的签名，又查验了印章的真假，确定无误后便立马号召银行工作人员按信中要求准备钱款，很快钱便筹集够了，秘书立马派人将这笔钱送往北京民族饭店。

  狡猾的男人离开银行后便去了北京民族饭店守株待兔，两名工作人员扛着两包装有20万现金的麻袋走进了北京民族饭店的大门，骗子没有放下警惕性，他先在外围转了一圈，确定没有人埋伏自己，随后走向了两名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正在与柜台的人进行交涉时，男人拍了拍他们，将他们叫到角落处，询问他们是不是送修缮寺庙的钱款，在两人点头后，男人又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这是一封介绍信。

  信中写道，这位同志是从西藏来的赵全一同志，奉命领取这笔巨款，下面写着周总理的签名与总理办公室专用的公章，二人没有怀疑什么，将信接过后便将巨款交给了赵全一，赵全一背着两大袋现金走出了北京民族饭店，消失在了月色中……

  赵全一带着这笔巨款偷偷回到了家中，将这笔巨款藏在了自己的床底下，赵全一躺在床上，此时此刻的他心里已经笑开了花，他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获得了一笔巨款，而他更没想到这笔巨款即将带给他的后果······

  几天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拨通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二十万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曹菊不敢粗心大意，想要向总理办公室询问这笔钱是不是到位，并且如何记账的问题。

  行长委婉地问道：“前几天总理特批用于修缮寺庙的二十万款项是否要去财政部报备呢？”助理秘书感到很奇怪，这几天总理根本就没有批示过什么有关款项的文件，更别说是二十万的巨款了。

  曹菊听后知道银行上当受骗了，总理秘书也立即将此事告知了正在开会的周恩来总理，当时正值国内灾害频发时期，周总理每天在为灾民的事焦头烂额，而此时竟然有人从国家的手里诈骗走二十万的巨款，还是以自己的名义。

  周总理大发雷霆，立马将北京警察局局长与银行行长叫到了办公室，看着行长呈交在桌子上的两份信件，字迹与周总理的十分相似，周总理当即命令警察局局长一定要彻查此事，限期十天。

  在那个没有监控的年代，要捞一个罪犯无异于大海捞针，仅仅靠这两封信件能获得什么呢？聪明反被聪明误，那位凭借模仿字迹获得巨款的“赵全一”，却也因为字迹被警方锁定为嫌疑犯。

  信封确实是国务院的专用信封，而信件的材料经技术科分析是中国外交公司外贸局的专用信纸，这便让警方的搜索范围迅速缩小了，而外贸局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只有“赵全一”被怀疑呢？

  “赵全一”真名王倬，王倬是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多年财会工作经验的他染上了一个小小的职业病，“币”字的写法王倬习惯上方写“人”，下方写“巾”，而就是这微小的习惯，让王倬马失前蹄。

  公安局副局长杨奇清发现了王倬的“漏洞”，因此断定罪犯是外贸局里的财会工作者，公安机关立马联系外贸部保卫处，调取了外贸部全部财会人员的资料在调查了包括王倬在内的几十名会计专员的资料后，终于发现王倬曾经的化名便是赵全一。

  而经过技术科分析，王倬的笔迹与犯罪赃物的字迹完全吻合。警方为了不打草惊蛇，秘密询问了与王倬同一办公室的同事，果不其然，银行巨款丢失的那天王倬并没有来上班，而是跟领导请假说带自己的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

  而警方在积水潭医院并没有查到王倬的就医记录，这一番调查让警方立马着手对王倬的监控。拥有了巨款的王倬整日喜笑颜开，母亲见状，询问王倬发生了什么事。

  王倬并没有欺瞒母亲，将自己一系列的犯罪过程以及床底下的20万巨款都告诉了她，一个人性格的养成特别大程度与家庭有关，母亲并没选告发他，反而还为王倬感到高兴。

  这天，王倬正好下班回到家，刚走进屋便发现自家屋里站着三个陌生人，做贼心虚的王倬硬着头皮走了过去，打量着三名不速之客“你们是谁啊，到我家里来干什么？”，母亲连忙解释道，“这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来看看我们家里也没有卫生问题。”

  三人走后，王倬询问母亲这三人确定都是居委会的人吗？母亲连忙说道“我只认识其中一个，另外两名都是陌生面孔，而且他们进屋来还四处翻看。”听闻此话，王倬瘫坐在地上，直觉告诉他自己可能已暴露了。

  没错，离开王倬家的三人其中两人正是公安局的侦察人员，为了搞清楚王倬是否还有别的的同伙，赃款是否藏在屋内。王倬从床底翻出那笔巨款，这笔原来让他向往的财富，如今却成为了他的噩梦。

  王倬想把钱带出去扔掉，但警察可能已在自家周围布下了暗哨，这么两大袋明显的目标带出去不是人赃俱获吗，那么便只能就地销毁，即使自己被抓了，警察却没找到赃物，法院也不能轻易判决自己。

  打定主意的王倬在后院挖了两个大坑，一个用来放赃物，一个用来焚烧现金，边取边烧，为了不引起警方注意，王倬自己照常上班，让母亲在家焚烧赃款。

  当初王倬害怕引起注意便让银行尽数采用10元面额的，20万巨款，整整两万张纸钞，王倬的母亲为了尽快毁掉赃款，直接倒了半袋纸钞在火坑里。

  在外围监视王倬家的便衣看到院里冒出的黑烟，察觉王倬家正在销毁赃物，便立马通知总部，两边的警员同时动手，外围的监视人员冲进王倬家里制止了王倬母亲焚烧现金的行为，扑灭了火坑里的火。

  在公司上班的王倬也心不在焉，同事与他打招呼王倬也没有搭理，心中有佛，看谁都是佛，而做了贼的王倬，感觉周围的同事都在讽刺自己，有人提到骗这个字王倬就感觉在说自己，做贼心虚的王倬每一根神经都紧张到了极致。

  王倬也在公司被捕，经过银行工作人员的指认与确凿的证据，王倬只能低头伏法，交代了自己犯罪的过程……

  王倬从东北大学毕业时，正值国内战争动荡时期，王倬便进入国民政府谋求一份稳定工作，不久全国解放，王倬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便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的王倬被分配到陕西边区的部队里。

  在大学养尊处优的王倬，看着与大城市天差地别的环境条件，受不了这种艰苦，便趁着部队不注意，偷偷脱离陕西队伍跑回了北京，部队正忙着收复失地，安抚百姓，哪有时间去管一个小兵呢，这也让王倬的恶行得逞。

  回到北京的王倬改名王连升，当时国内各部门极度缺乏人手，东北大学经济系的王倬向中国进出口公司投了求职信后，顺利成为了一名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的小科员。

  参加工作的王倬并没有安于现状，在首都生活，王倬周围有着许许多多的有钱人，王倬看着他们每天灯红酒绿的生活，而自己一天勤勤恳恳的工作，到头来拿的工资还抵不上人家酒桌上的一顿餐钱，欲望就像一颗种子，在心里撒下一丁点，便会开始生根发芽，愈演愈烈。

  当时国内多个地方正经历着灾荒，在外贸局工作的王倬天天都会看见许多周总理拨款支援灾害区的署名信，如果自己模仿周总理的笔迹拿去银行取款，这不失为暴富的“好办法”。

  仿造金贵物品，王倬参加工作前就做过这种勾当，当时王倬刚刚逃到北京时一位朋友告诉他有赚钱的路子，问他要不要跟着自己一起干，幻想暴富的王倬一口答应。

  可是自己不存在本钱怎么办呢？王倬便将自己唯一的金戒指交给朋友让他拿去典当作为王倬入股的本钱，一天两天过去了，王倬再也没见到过那位扬言带他一起赚大钱的朋友了。

  察觉自己上当受骗的王倬恼羞成怒，金钱蒙蔽了他的双眼，王倬异想天开，直接手绘人民币，没有受过绘图方面的训练，王倬造出的假币太过粗糙，难以出手。王倬还印刷过假的火车票，但自己曾拿假火车票去火车站实验，差点让警卫抓了起来。

  掉进贪婪深渊的王倬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次造假——仿写周总理的笔迹，但这次王倬没有着急行动，而是仔细地制定着计划。

  王倬打听到藏族协会即将举办活佛讲经会，便借讲经会的名义开始了自己的谋划，然后又当地考验查证了从中国人民银行走到北京民族饭店所需要的时间，加上要为自己留有换衣服的时间，王倬将银行送款时间敲定于下午5点40分。

  接下来，王倬便着手道具的制造，首先，他从单位电影院的横幅上临摹下来周总理的亲笔题名，随后王倬便日复一日地照着临摹的字帖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倬的字迹已经与周总理的亲笔签名有了九分相似度，王倬又从经手的周总理署名信上记下了上面的公章。

  王倬不敢让外面的雕工师傅帮自己绘制假章，便自己买来材料雕刻，在浪费了大量的材料后，王倬的假章刻成了，王倬从单位找来了公文信纸，开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桩开国以来首例反革命诈骗案也仅用十天便破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视之有度，用之有节，没有守住道德底线的王倬，等待他的只有刑场上的一颗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