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15 16:05:15 来源：谈到“文房四宝”，人们天然就会想到笔、墨、纸、砚，但实际上，古人并不是一开端就将书写用具称作“文房四宝”的。“文房四宝”这一说法的演化，反映出古人在观念上逐步重视书写用具，也反映了古代经济文明的开展。那么，“文房四宝”这个说法能够追溯到什么时代？笔、墨、纸、砚从何时开端成为固定调配？是否有过其他的称号？
“文房”一词，最早语出《梁书江革传》：“时吴兴沈约、乐安任昉并相赏重，昉与革书云：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伯仲，可谓驭二龙于远程，骋骐骥于千里。”其本意是指官府掌管文书之处，自梁今后，历代均沿有此称。据考古材料可知，北朝十六国夏（公元407-431年）的国都统万城城址曾出土一方“文房之印”，能够证明“文房”在南北朝时期，甚或此前，就现已呈现。
迨及唐代，文人开端流即将“文房”代称书房，其例不乏其人，如：李峤《送光禄刘主簿之洛》云：“朋席余欢尽，文房旧侣空”；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云：“文房长遣闭，经肆未曾铺”；皎然《春日又送潘述之扬州》云：“文房旷佳士，禅室阻清盼”。自唐以降，宋、元、明、清各代，用“文房”代称书房愈加遍及。
“文房”既指书房，那么天然少不了文房用具。隋唐曾经，文房用具除笔、墨、纸、砚外，还有笔格、笔筒、砚滴、砚匣等。唐代，文房用具逐步增多，有笔、墨、纸、砚、笔架、笔洗、笔錔、砚滴、砚格、砚匣等。据考古材料可知，出土的唐代文房用具不少，仅长沙铜官窑址就发现六十余件，宋代今后，文房用具更为丰厚，宋人林洪《文房职方图赞》中载有文房用具十八种，明人屠隆《文房用具笺》及文震亨《长物志》中皆载有文房用具四十余种。
跟着文房用具品种的丰厚，“文房”除了代称书房外，有时也代指文房用具，如笔、墨、纸、砚，或其它文具。此类事例如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载：“其士人止许带文房及卷子，余皆不许夹藏文集。”又如清代《八旬万寿盛典》云：“正寿之庆，群臣例当进献辞赋。所以彭元瑞有《古稀之九颂》，既以文房等件赐之，以旌其意图新而遣辞雅。”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房四宝”的萌发阶段，呈现了“笔墨纸砚”合称。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曰：“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身手者，副将也；结构者，策略也”。另据考古材料可知，1979年，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中发现两件木方，其间丙棺内的木方其上墨书有“书刀一枚、研一枚、笔三枚官纸百枚”等文字。
经过长时间的堆集和总结，文人们对笔墨纸砚的实用性提出更高要求，如晋卫夫人《笔阵图》所云：“笔要取崇山绝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笔头长一寸，管长五寸，锋齐腰强者；其砚取煎涸新石，润涩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庐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胶，十年已上强如石者为之；纸取东阳鱼卵，虚柔滑净者。”
南朝齐王僧虔《论书》曾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纨体素，不妄着笔。若子邑之纸，研染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神静思。妙物远矣，邈不行追。遂令思挫于弱毫，数屈于陋墨。言之使人于邑。若三珍尚存，四宝斯觌，何但尺素信札，动见形式，将一字径丈、方寸千言也。”由上观之，足见优秀的笔、墨、纸、砚对文人们是何其重要，而“三珍”、“四宝”之谓中“文房四宝”之名亦呼之欲出。
因为科举制度的影响，笔、墨、纸、砚对文人往往具有特别含义。宋代陶榖《清异录》记载：“唐世举子将进场，嗜利者争卖健毫圆锋笔，其价十倍，号定名笔”，正是对文人求取功名心思的直接反映。此外，窦群《初入谏司喜家室至》诗云：“不知笔砚缘封事，犹问佣书日几行”，卢嗣业《致孙状元诉醵罚钱》诗云：“苦心思笔砚，实现志愿助花钿”，也都是士人心境的真实写照。笔、墨、纸、砚与文人的情感、宦途、命运紧紧联系起来，成为文人寄予情感、隐喻宦途的最佳方法，在这种状况下，“文房四宝”开端构成，只不过这时没有有正式称号。
中唐时，韩愈作《毛颖传》（“毛颖”为毛笔的别称），将笔、墨、砚、纸别离喻作“中山毛颖、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楮先生”，叙述了“为人强记而便敏”的毛颖怎么累拜“中书令”、获得皇帝信赖，并“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的寓言故事。据两唐书、《通典》、《元和郡县图志》等书可知，唐代中山便是指宣城，出产贡笔，而绛州出产贡墨、虢州弘农郡出产贡砚、越州会稽郡出产贡纸。因而，韩愈笔下的文房“四友”又是按贡物产地来特指的，反映了中唐时期“文房四宝”的特定寓意。《毛颖传》将“笔、墨、砚、纸”拟称为寸步不离的文房“四友”，能够说这是“文房四宝”呈现的最早称号。
在今后的前史开展中，“文房四宝”作为笔墨纸砚的总称一直没有改变，可是作为特指，却顺时因地而变。如唐人文嵩作“四侯传”（《管城侯传》、《松滋侯易玄光传》、《好畤侯楮知白传》、《即墨侯传》），陆龟蒙作《管城侯传》，他们二人也都把笔、墨、纸、砚喻作“四友”，且“宣城毛元锐、燕人易玄光、华阴楮知白、南越石虚中”别离代指其时的宣州笔、易州墨、华州纸、端州砚，反映了晚唐时期“文房四宝”的特定寓意。
有唐一代，文人多把笔、墨、纸、砚喻作“四友”。但是，有必要留意一下的是，“文房四宝”的内在现已清晰，但称号没再次呈现，仅仅文人们把笔墨纸砚喻作“四友”罢了。换言之，此间，“文房四宝”是以“文房四友”之名呈现的，这也会集反映出唐代笔墨纸砚除了实用价值之外，现已“人性化”，具有共同的象征含义。
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战乱，使得人口很多活动，一些把握先进的技能的工匠久居江南，促进了江南笔、墨、纸、砚制造业的开展。据宋代《渑水燕谈录》记载，南唐后主李煜喜爱江南地区出产的文房用具，因而“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物为全国之冠”。
宋初，即呈现谱录“文房四宝”的专著《文房四谱》，标明其时“文房四宝”在社会上已备受喜爱。北宋至和二年（1055），梅尧臣《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纸砚》诗云：“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这是最早正式提出“文房四宝”的称号。不过，两宋时期，跟着文房用具的盛行，其称号现已多元化，如有“文房四宝”、“文房四友”、“文房四物”、“文房四士”、“文房四子”、“文苑四贵”等，大略指的是笔、墨、纸、砚，有时也泛称文房用具，如祝穆所撰《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一四《文房四友部》中，就包含了笔、墨、纸、砚以及水滴、笔架、笔床等文房用具。从唐宋类书中文具记载的计算状况去看，南宋曾经，所记文房用具主要是笔、墨、纸、砚，而南宋今后，所记文房用具既有笔、墨、纸、砚，也有笔架、笔床、水滴等其它用具，已愈加广泛。
两宋时期，“文房四友”的称号流传得最为广泛，不仅是诗词文赋中多称“文房四友”，并且呈现了《文房四友除授集》，文顶用“宣城毛颖、陈玄、剡溪褚（楮）知白、端溪石虚中”代指笔、墨、纸、砚，且特指南宋时的“宣笔、徽墨、越纸、端砚”。宋人胡谦厚在《文房四友除授集》后序中说：“淳祐庚戌（1250），客京师，一日于商店目《文房四友除授集》”，足见该书流布之广。
就在“文房四友”广为流传的一起，宋人除了着重笔、墨、纸、砚的实用价值和象征含义外，也开端重视其艺术性和保藏价值，因而“文房四宝”之名也逐步盛行。南宋时期，祝穆所撰《古今事文类聚》将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列入别集卷一四《文房四友部》，杨伯岩所撰《六帖补》将笔墨纸砚列入卷一二《文房四宝》，别离用了“文房四宝”的不同称号。
明清时期，跟着时下人们对笔墨纸砚艺术性和保藏价值的重视愈加凸现，“文房四宝”之称也就广为盛行，就连清宫中也有此种说法，《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载：“太和殿内所设文房四宝御案著于东边居中安设。”能够说“文房四宝”作为笔墨纸砚的总称，明清时期现已“当之无愧”了，不过“文房四友”、“文房四君”、“文房四事”等称号仍有存在。此外，“文房四宝”有时又泛称文房用具，如康熙六旬寿庆，诚亲王进献“万寿文房四宝”，便有“石渠阁瓦砚、玉管笔、万历窑笔、万历雕香笔、玛瑙水盛、古墨、万历八宝笔筒”等多种用具。（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前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