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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四宝”的说法从何而来

更新时间:2024-10-15 16:05:15    来源:安博体育官网入口网址
   

  谈到“文房四宝”,人们天然就会想到笔、墨、纸、砚,但实际上,古人并不是一开端就将书写用具称作“文房四宝”的。“文房四宝”这一说法的演化,反映出古人在观念上逐步重视书写用具,也反映了古代经济文明的开展。那么,“文房四宝”这个说法能够追溯到什么时代?笔、墨、纸、砚从何时开端成为固定调配?是否有过其他的称号?

  “文房”一词,最早语出《梁书江革传》:“时吴兴沈约、乐安任昉并相赏重,昉与革书云: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伯仲,可谓驭二龙于远程,骋骐骥于千里。”其本意是指官府掌管文书之处,自梁今后,历代均沿有此称。据考古材料可知,北朝十六国夏(公元407-431年)的国都统万城城址曾出土一方“文房之印”,能够证明“文房”在南北朝时期,甚或此前,就现已呈现。

  迨及唐代,文人开端流即将“文房”代称书房,其例不乏其人,如:李峤《送光禄刘主簿之洛》云:“朋席余欢尽,文房旧侣空”;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云:“文房长遣闭,经肆未曾铺”;皎然《春日又送潘述之扬州》云:“文房旷佳士,禅室阻清盼”。自唐以降,宋、元、明、清各代,用“文房”代称书房愈加遍及。

  “文房”既指书房,那么天然少不了文房用具。隋唐曾经,文房用具除笔、墨、纸、砚外,还有笔格、笔筒、砚滴、砚匣等。唐代,文房用具逐步增多,有笔、墨、纸、砚、笔架、笔洗、笔錔、砚滴、砚格、砚匣等。据考古材料可知,出土的唐代文房用具不少,仅长沙铜官窑址就发现六十余件,宋代今后,文房用具更为丰厚,宋人林洪《文房职方图赞》中载有文房用具十八种,明人屠隆《文房用具笺》及文震亨《长物志》中皆载有文房用具四十余种。

  跟着文房用具品种的丰厚,“文房”除了代称书房外,有时也代指文房用具,如笔、墨、纸、砚,或其它文具。此类事例如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载:“其士人止许带文房及卷子,余皆不许夹藏文集。”又如清代《八旬万寿盛典》云:“正寿之庆,群臣例当进献辞赋。所以彭元瑞有《古稀之九颂》,既以文房等件赐之,以旌其意图新而遣辞雅。”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房四宝”的萌发阶段,呈现了“笔墨纸砚”合称。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曰:“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身手者,副将也;结构者,策略也”。另据考古材料可知,1979年,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中发现两件木方,其间丙棺内的木方其上墨书有“书刀一枚、研一枚、笔三枚官纸百枚”等文字。

  经过长时间的堆集和总结,文人们对笔墨纸砚的实用性提出更高要求,如晋卫夫人《笔阵图》所云:“笔要取崇山绝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笔头长一寸,管长五寸,锋齐腰强者;其砚取煎涸新石,润涩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庐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胶,十年已上强如石者为之;纸取东阳鱼卵,虚柔滑净者。”

  南朝齐王僧虔《论书》曾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纨体素,不妄着笔。若子邑之纸,研染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神静思。妙物远矣,邈不行追。遂令思挫于弱毫,数屈于陋墨。言之使人于邑。若三珍尚存,四宝斯觌,何但尺素信札,动见形式,将一字径丈、方寸千言也。”由上观之,足见优秀的笔、墨、纸、砚对文人们是何其重要,而“三珍”、“四宝”之谓中“文房四宝”之名亦呼之欲出。

  因为科举制度的影响,笔、墨、纸、砚对文人往往具有特别含义。宋代陶榖《清异录》记载:“唐世举子将进场,嗜利者争卖健毫圆锋笔,其价十倍,号定名笔”,正是对文人求取功名心思的直接反映。此外,窦群《初入谏司喜家室至》诗云:“不知笔砚缘封事,犹问佣书日几行”,卢嗣业《致孙状元诉醵罚钱》诗云:“苦心思笔砚,实现志愿助花钿”,也都是士人心境的真实写照。笔、墨、纸、砚与文人的情感、宦途、命运紧紧联系起来,成为文人寄予情感、隐喻宦途的最佳方法,在这种状况下,“文房四宝”开端构成,只不过这时没有有正式称号。

  中唐时,韩愈作《毛颖传》(“毛颖”为毛笔的别称),将笔、墨、砚、纸别离喻作“中山毛颖、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楮先生”,叙述了“为人强记而便敏”的毛颖怎么累拜“中书令”、获得皇帝信赖,并“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的寓言故事。据两唐书、《通典》、《元和郡县图志》等书可知,唐代中山便是指宣城,出产贡笔,而绛州出产贡墨、虢州弘农郡出产贡砚、越州会稽郡出产贡纸。因而,韩愈笔下的文房“四友”又是按贡物产地来特指的,反映了中唐时期“文房四宝”的特定寓意。《毛颖传》将“笔、墨、砚、纸”拟称为寸步不离的文房“四友”,能够说这是“文房四宝”呈现的最早称号。

  在今后的前史开展中,“文房四宝”作为笔墨纸砚的总称一直没有改变,可是作为特指,却顺时因地而变。如唐人文嵩作“四侯传”(《管城侯传》、《松滋侯易玄光传》、《好畤侯楮知白传》、《即墨侯传》),陆龟蒙作《管城侯传》,他们二人也都把笔、墨、纸、砚喻作“四友”,且“宣城毛元锐、燕人易玄光、华阴楮知白、南越石虚中”别离代指其时的宣州笔、易州墨、华州纸、端州砚,反映了晚唐时期“文房四宝”的特定寓意。

  有唐一代,文人多把笔、墨、纸、砚喻作“四友”。但是,有必要留意一下的是,“文房四宝”的内在现已清晰,但称号没再次呈现,仅仅文人们把笔墨纸砚喻作“四友”罢了。换言之,此间,“文房四宝”是以“文房四友”之名呈现的,这也会集反映出唐代笔墨纸砚除了实用价值之外,现已“人性化”,具有共同的象征含义。

  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战乱,使得人口很多活动,一些把握先进的技能的工匠久居江南,促进了江南笔、墨、纸、砚制造业的开展。据宋代《渑水燕谈录》记载,南唐后主李煜喜爱江南地区出产的文房用具,因而“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物为全国之冠”。

  宋初,即呈现谱录“文房四宝”的专著《文房四谱》,标明其时“文房四宝”在社会上已备受喜爱。北宋至和二年(1055),梅尧臣《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纸砚》诗云:“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这是最早正式提出“文房四宝”的称号。不过,两宋时期,跟着文房用具的盛行,其称号现已多元化,如有“文房四宝”、“文房四友”、“文房四物”、“文房四士”、“文房四子”、“文苑四贵”等,大略指的是笔、墨、纸、砚,有时也泛称文房用具,如祝穆所撰《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一四《文房四友部》中,就包含了笔、墨、纸、砚以及水滴、笔架、笔床等文房用具。从唐宋类书中文具记载的计算状况去看,南宋曾经,所记文房用具主要是笔、墨、纸、砚,而南宋今后,所记文房用具既有笔、墨、纸、砚,也有笔架、笔床、水滴等其它用具,已愈加广泛。

  两宋时期,“文房四友”的称号流传得最为广泛,不仅是诗词文赋中多称“文房四友”,并且呈现了《文房四友除授集》,文顶用“宣城毛颖、陈玄、剡溪褚(楮)知白、端溪石虚中”代指笔、墨、纸、砚,且特指南宋时的“宣笔、徽墨、越纸、端砚”。宋人胡谦厚在《文房四友除授集》后序中说:“淳祐庚戌(1250),客京师,一日于商店目《文房四友除授集》”,足见该书流布之广。

  就在“文房四友”广为流传的一起,宋人除了着重笔、墨、纸、砚的实用价值和象征含义外,也开端重视其艺术性和保藏价值,因而“文房四宝”之名也逐步盛行。南宋时期,祝穆所撰《古今事文类聚》将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列入别集卷一四《文房四友部》,杨伯岩所撰《六帖补》将笔墨纸砚列入卷一二《文房四宝》,别离用了“文房四宝”的不同称号。

  明清时期,跟着时下人们对笔墨纸砚艺术性和保藏价值的重视愈加凸现,“文房四宝”之称也就广为盛行,就连清宫中也有此种说法,《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载:“太和殿内所设文房四宝御案著于东边居中安设。”能够说“文房四宝”作为笔墨纸砚的总称,明清时期现已“当之无愧”了,不过“文房四友”、“文房四君”、“文房四事”等称号仍有存在。此外,“文房四宝”有时又泛称文房用具,如康熙六旬寿庆,诚亲王进献“万寿文房四宝”,便有“石渠阁瓦砚、玉管笔、万历窑笔、万历雕香笔、玛瑙水盛、古墨、万历八宝笔筒”等多种用具。(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前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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