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1-27 10:59:58 来源：李昕先生走出大学校门，就进入出版界。他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到执掌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再到退休后被商务印书馆请去做出版策划，40年来，一直活跃在出版这一理想者行业的潮头，策划了一系列深刻影响社会的书，以出版者的人文情怀与社会担当，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成长尽职。
10月，上海三联和青豆书坊联合出版了《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这本书的基调是通过分享高品大家的嘉言懿行，折射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讲述当事人为此而付出的心血与智慧，以及所反映出来的视野、境界、勇气与仁慈。
《翻书忆往正思君》全书共收录了28篇文章，涉及30多个人物。可以说，每个人物，都是“值得一写”也“值得一做”（王鼎钧语）的先生学者。
提起钱学森，现在至少有四代人知道他是杰出的科学家，是“两弹一星”元勋。李昕写钱学森，自然不离老本行——记述出版人与作者的书缘。但是，作者有意无意间披露了钱老的一封亲笔信：“近日我深感我国文艺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对高新技术不了解之病。我经常收到的有关文艺、文化的刊物有《中流》《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与批评》，而其中除美学理论外都缺少对新文艺形式的探讨，研究科学技术发展所能提供的新的文艺手段。”通过这封信，我看到钱老不仅是科学家，还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进而悟出“钱学森之问”的背后，更是一种高维度的家国情怀。
韩启德是医学科学家，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他始终提醒自己是一个医生，关心的是改善医疗环境，普及医学知识。这位“医中仁者”的思考是人文的，甚至是哲学的。李昕在与韩启德讨论出版《医学的温度》过程中，这位医学权威所关注的，是如何更加有助于读者。作为一位医学科学家，韩启德对待某些人们所关注的疾病，有着与同行不同的主张。作者概括为：“关于高血压、高血脂要不要长期服药控制，又如癌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不是确有必要，他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
旅美山东籍台湾作家王鼎钧，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海外中国人的良心”，更是散文成就的“崛起山梁”。他的艺术散文《碎琉璃》《左心房漩涡》《回忆录四部曲》，被公认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创作的“新高地”。可是，他的作品，尽管在国内出版了不少，却没有引起广泛注意。李昕先生在主持北京三联期间，先是推出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紧接着，把他的“作文四书”（后来扩展为六书）和“散文四书”等一系列代表作推出，形成“集群效应”。假如没有李昕，这位为一个世纪的中国人刻录了精神年轮的作家，恐怕仍未真正走近“中国的读者”。
编辑有时是助产士，有时是盗火者，有时是促成枯木逢春的人，他为人催生、接生、着装、登台。曾任人文社总编辑的屠岸强调：“编辑的作用不是把书印出来，而是要帮助作者提高图书的质量。”一个有良知、有担当、有境界的出版家，能够成就一家出版社，成就一批作者，也成就社会。
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完整的文学活动，包括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者缺一不可。而广义的文学活动，应该包括整个人文领域。在此，我要补充说：完整的文学活动，除了以上四者，还要加上编辑和出版社。一个无名作者或背气作者写出一本书，若遇到不识货或不担当的编辑，连连碰壁之后，可能把书稿付之一炬（或从电脑中删除），并从此失去自信。写作者在自信与自卑的交织中“生”出一部生命之作，有幸遇到慧眼编辑，既成就了“这个”作家，也推动了文化的进步，使“天地间多了些子”（朱熹语）。如果扼杀了，没有人惋惜“天地间少了什么”。因为，所有的大家，起步时都是无名小卒。
李昕说：“对缺少资望的作家，是什么态度，体现出一个出版人的眼力、境界与胸怀。”在《二十年来常思君——追忆“文学圣徒”高贤均》一文里，李昕披露了阿来的《尘埃落定》在屡屡遭拒之后，书稿落到了人文社编辑脚印手里。她认可这部无名之辈写出的非凡之作，只是自己不能做主出版，于是向副总编辑高贤均汇报。因病休养的高贤均，很快读完稿子，通知脚印，“这本书咱们出版，你一定要好好编。”就这样一锤定音，成为畅销书，还获了茅奖。读到这里，我不免感慨：编辑的境界与心肠，在某一种意义上关乎一个文学天才的命运，进而影响文明的进程。因为，世界的百年变局、中国的复兴征途太过精彩，真实的生活为作家提供素材，他国作家望尘莫及；而中国图书市场巨大，文学读者能够供养海量的纯文学作家。
李昕为众多的出版人塑像。他写屠岸，说“被自己的美德耽误了。他既是‘正人’，又是‘君子’”。写陈早春，“我感到陈社长的性格中有一种难得的宽厚和雅量。”写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杨德炎，称他执掌“正襟危坐”的出版机构时，是作者、读者和同事的“侍者”，并引用他的夫子自道：“我能做的，就是把金字塔招牌再擦亮一些。”只是，这位“敏锐精明而又温文儒雅、谦虚和蔼，彬彬有礼、亲切待人，永远有外交官风度，脸上总是带着善意的微笑”的出版家，退休后还没写写自己，就匆匆离世，令人痛惜。
作者在后记里说，本书的第四辑，“主要不是写人而是写事，每篇都涉及一些笔墨官司。”但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以正视听”，而是“义理、考据、辞章”有机交融的散文。借用法国哲学家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术语，这组文章可谓“人事考古”的精彩篇章。
当年，梁启超因间歇性血尿，在协和医院做了病肾摘除手术。术后，症状并未显著改善。两年后，梁先生因肺部感染再度住院治疗。当时，坊间传出“主刀医生割去好肾留下病肾”的段子，梁先生及其亲属为此发声，纠正误传。按说，这已成“定案”。但是，几十年过后，有人拿八卦作为事实，再度炒作，以至有部三卷本的畅销书，拿此说事，颂扬梁先生为维护西医名誉而吃哑巴亏的“君子风范”。如果说，这一公案，在两个“外行”人笔下出现，读者只是作为八卦对待，而写进聚焦西南联大学人风范的书中，就增加了可信度。李昕先生采用年代学方法，对原始文献进行排列，梳理清楚这一误传的来龙去脉。得出所谓割错肾的公案不过是对“名人私事的望风捕影的集体炒作”。这一令人信服的“考据”，不仅洗清了对主刀医生刘瑞恒的抹黑，也堵住了借此抹黑现代医学的嘴巴。
对于著作等身的台湾作家李敖，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那些雷人的名句。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有两个李敖：一个是本色的，一个是八卦的。李昕梳理清楚了两个李敖，包括他坐牢的真正原因，他跟明星胡因梦离婚的原因，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李敖。
《翻书忆往正思君》中这些健在的和过世的高品大家，在不同时期，营造了清澈的精神气流，涤荡着精神雾霾。我们该记住他们，继承他们的精神遗产。
在高速发展的当下，我们时常“走得太快，灵魂跟不上来”。从这本书的叙述中，我们体味那个群星璀璨的文化时代，重获坚定前行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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