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先生走出大学校门,就进入出版界。他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到执掌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再到退休后被商务印书馆请去做出版策划,40年来,一直活跃在出版这一理想者行业的潮头,策划了一系列深刻影响社会的书,以出版者的人文情怀与社会担当,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成长尽职。
10月,上海三联和青豆书坊联合出版了《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这本书的基调是通过分享高品大家的嘉言懿行,折射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讲述当事人为此而付出的心血与智慧,以及所反映出来的视野、境界、勇气与仁慈。
《翻书忆往正思君》全书共收录了28篇文章,涉及30多个人物。可以说,每个人物,都是“值得一写”也“值得一做”(王鼎钧语)的先生学者。
提起钱学森,现在至少有四代人知道他是杰出的科学家,是“两弹一星”元勋。李昕写钱学森,自然不离老本行——记述出版人与作者的书缘。但是,作者有意无意间披露了钱老的一封亲笔信:“近日我深感我国文艺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对高新技术不了解之病。我经常收到的有关文艺、文化的刊物有《中流》《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与批评》,而其中除美学理论外都缺少对新文艺形式的探讨,研究科学技术发展所能提供的新的文艺手段。”通过这封信,我看到钱老不仅是科学家,还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进而悟出“钱学森之问”的背后,更是一种高维度的家国情怀。
韩启德是医学科学家,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他始终提醒自己是一个医生,关心的是改善医疗环境,普及医学知识。这位“医中仁者”的思考是人文的,甚至是哲学的。李昕在与韩启德讨论出版《医学的温度》过程中,这位医学权威所关注的,是如何更加有助于读者。作为一位医学科学家,韩启德对待某些人们所关注的疾病,有着与同行不同的主张。作者概括为:“关于高血压、高血脂要不要长期服药控制,又如癌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不是确有必要,他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
旅美山东籍台湾作家王鼎钧,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海外中国人的良心”,更是散文成就的“崛起山梁”。他的艺术散文《碎琉璃》《左心房漩涡》《回忆录四部曲》,被公认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创作的“新高地”。可是,他的作品,尽管在国内出版了不少,却没有引起广泛注意。李昕先生在主持北京三联期间,先是推出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紧接着,把他的“作文四书”(后来扩展为六书)和“散文四书”等一系列代表作推出,形成“集群效应”。假如没有李昕,这位为一个世纪的中国人刻录了精神年轮的作家,恐怕仍未真正走近“中国的读者”。
编辑有时是助产士,有时是盗火者,有时是促成枯木逢春的人,他为人催生、接生、着装、登台。曾任人文社总编辑的屠岸强调:“编辑的作用不是把书印出来,而是要帮助作者提高图书的质量。”一个有良知、有担当、有境界的出版家,能够成就一家出版社,成就一批作者,也成就社会。
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完整的文学活动,包括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者缺一不可。而广义的文学活动,应该包括整个人文领域。在此,我要补充说:完整的文学活动,除了以上四者,还要加上编辑和出版社。一个无名作者或背气作者写出一本书,若遇到不识货或不担当的编辑,连连碰壁之后,可能把书稿付之一炬(或从电脑中删除),并从此失去自信。写作者在自信与自卑的交织中“生”出一部生命之作,有幸遇到慧眼编辑,既成就了“这个”作家,也推动了文化的进步,使“天地间多了些子”(朱熹语)。如果扼杀了,没有人惋惜“天地间少了什么”。因为,所有的大家,起步时都是无名小卒。
李昕说:“对缺少资望的作家,是什么态度,体现出一个出版人的眼力、境界与胸怀。”在《二十年来常思君——追忆“文学圣徒”高贤均》一文里,李昕披露了阿来的《尘埃落定》在屡屡遭拒之后,书稿落到了人文社编辑脚印手里。她认可这部无名之辈写出的非凡之作,只是自己不能做主出版,于是向副总编辑高贤均汇报。因病休养的高贤均,很快读完稿子,通知脚印,“这本书咱们出版,你一定要好好编。”就这样一锤定音,成为畅销书,还获了茅奖。读到这里,我不免感慨:编辑的境界与心肠,在某一种意义上关乎一个文学天才的命运,进而影响文明的进程。因为,世界的百年变局、中国的复兴征途太过精彩,真实的生活为作家提供素材,他国作家望尘莫及;而中国图书市场巨大,文学读者能够供养海量的纯文学作家。
李昕为众多的出版人塑像。他写屠岸,说“被自己的美德耽误了。他既是‘正人’,又是‘君子’”。写陈早春,“我感到陈社长的性格中有一种难得的宽厚和雅量。”写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杨德炎,称他执掌“正襟危坐”的出版机构时,是作者、读者和同事的“侍者”,并引用他的夫子自道:“我能做的,就是把金字塔招牌再擦亮一些。”只是,这位“敏锐精明而又温文儒雅、谦虚和蔼,彬彬有礼、亲切待人,永远有外交官风度,脸上总是带着善意的微笑”的出版家,退休后还没写写自己,就匆匆离世,令人痛惜。
作者在后记里说,本书的第四辑,“主要不是写人而是写事,每篇都涉及一些笔墨官司。”但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以正视听”,而是“义理、考据、辞章”有机交融的散文。借用法国哲学家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术语,这组文章可谓“人事考古”的精彩篇章。
当年,梁启超因间歇性血尿,在协和医院做了病肾摘除手术。术后,症状并未显著改善。两年后,梁先生因肺部感染再度住院治疗。当时,坊间传出“主刀医生割去好肾留下病肾”的段子,梁先生及其亲属为此发声,纠正误传。按说,这已成“定案”。但是,几十年过后,有人拿八卦作为事实,再度炒作,以至有部三卷本的畅销书,拿此说事,颂扬梁先生为维护西医名誉而吃哑巴亏的“君子风范”。如果说,这一公案,在两个“外行”人笔下出现,读者只是作为八卦对待,而写进聚焦西南联大学人风范的书中,就增加了可信度。李昕先生采用年代学方法,对原始文献进行排列,梳理清楚这一误传的来龙去脉。得出所谓割错肾的公案不过是对“名人私事的望风捕影的集体炒作”。这一令人信服的“考据”,不仅洗清了对主刀医生刘瑞恒的抹黑,也堵住了借此抹黑现代医学的嘴巴。
对于著作等身的台湾作家李敖,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那些雷人的名句。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有两个李敖:一个是本色的,一个是八卦的。李昕梳理清楚了两个李敖,包括他坐牢的真正原因,他跟明星胡因梦离婚的原因,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李敖。
《翻书忆往正思君》中这些健在的和过世的高品大家,在不同时期,营造了清澈的精神气流,涤荡着精神雾霾。我们该记住他们,继承他们的精神遗产。
在高速发展的当下,我们时常“走得太快,灵魂跟不上来”。从这本书的叙述中,我们体味那个群星璀璨的文化时代,重获坚定前行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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