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初，全国农业农村蔓延的衰落情势引发了知识界团体对于救济农村的广泛社会行动。其后，全国各地域乡村工作者一致有意成立一个全国乡村服务人员的联合组织。1933年、1934年、1935年连续三年，在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等人努力操持下，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乡村工作会，参会团体和参会代表覆盖全国南北各地，中央党部、中央政府农业、教育、金融等部、地方政府、媒体及外国人士多有参加，影响声势浩大。然而，在当时形势下，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却始终维系着一种松散的联合体的状态，没有在官方注册为一个合法社团。各个乡建团体基于不同的政治环境立场出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不同，在乡村改进的解决路径、追求目标、工作侧重点、运营机制等方面有着诸多分歧，很难对整体的乡建运动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方向性的推动。乡建工作的“孤岛”现象依然没有改变。

  梁漱溟是一名政治家，他觉得自身是一个有思想，又本着思想而行动的人。《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实质上是他对中国问题进行思考及对此问题所提出的对策。他多次声明他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建国运动，是全国统一运动，他的理论依照也是《乡村建设理论》，因此能说，这一理论正是梁漱溟领导他的同人同志开展政治活动的行动纲领。如果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无异于管中窥豹，且不符合梁漱溟自身的认识定位。从乡村建设运动自身来看，它有其自身计划、目标和实现办法，但从梁漱溟更系统、宏观、整体的思维逻辑来看，乡村建设是手段，目的是救国建国，在于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梁漱溟自己说“乡村建设只是近乎改良，而实则其使命乃在于完成中国革命的”。但他所设想的政治出路，却又把他努力建设的乡建运动的联合体守定在野立场，因此三次全国乡村工作会尽管声势浩大，发挥的作用却深受局限。梁漱溟很形象地说：“假如说我一生作了一个梦，那就是‘联合之梦’，作梦时是一个人，梦醒时还是一个人。”

  20世纪初，中国农村与农业渐趋于衰落与崩溃。很多知识界的人表示，如若不设法救济农村农业，国家覆亡厄运必迫在眉睫。基于此，很多知识分子投身于救济事业，因此农村救济声浪和行动弥漫全国。较有一定的影响力者有：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致力平民教育，河南宛西自治实施，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先后设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服务部在徐公桥、善人桥、黄墟等处设立实验区，燕京大学在清河、金陵大学在乌江、齐鲁大学在龙山设置试验区或农场，华洋义赈会赈济农村设立合作社等等。但由于各方所持理想、经验、学识不同，“各自为制，各不相谋，不免孤立而不想联络之憾，独善而不谋共济之讥，故用力虽大，而收效不宏。”因此，建立一个全国乡村服务人员的联合组织成为各方乡建工作人员的一致诉求。

  最先发动这一倡议的是镇江黄墟乡村改进试验区。其后的1932年12月，各地乡村服务团体领袖晏阳初、王怡柯、梁漱溟、梁耀祖、李景汉、高阳等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内政会议期间晤面，继续商议有关全国乡村工作组织发起事宜。其后，六人在北京又邀请严慎修、章元善、杨开道、张鸿钧、许仕廉集议正式进行办法，确定由以上十一人签名发起，定于1933年7月14日至16日在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召开成立大会。

  1933年7月13日，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会代表共计39个团体63人，除中央党部、中央建设委员会、内政部卫生署、山东省政府代表外，其余多为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际在做的工作人员和关心乡村建设工作的教育界人士。大会公推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许仕廉等六人为大会主席团。大会程序中明确标明讨论会目的为：“交换知识，讨论问题，联络感情，改进工作技术，研求切实互助方法。一切设施，力求简单，并希望在真正乡村环境之邹平，诸同志济济一堂，作切实之探讨。”大会还要求各地报告要点应有以下九项：一是工作目的，二是原有计划，三是实际发展与计划变迁，四是工作分配与处理的方法，五是所特有之以外经验与心得，六是所特有之失意经验与效力的测量，七是现在特有或不易解决之问题，八是该项工作对于中国乡村建设事业之关系，九是个人印象。

  14日上午九时开会，未举行任何仪式，梁漱溟宣布开会并致辞，他粗略地介绍了讨论会的缘起并代表举办方表示欢迎。高阳、梁耀祖、严慎修、杨开道、李景汉、冯锐、何廉、梁式堂、张仲仁、董时进、米迪刚、冷御秋、傅葆琛等不能与会者安排了代表参加，并由发起并负责筹备会议者许仕廉向大会做了说明。梁漱溟宣读了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庆贺电文。紧接着，由李石曾作大会演讲，后开始各个团体的工作报告。晏阳初报告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张鸿钧报告燕京大学清河实验区工作，王怡柯、魏朗斋、朱绍云报告河南村治学院后学之同学会、遂平县嵖岈山职业学校、汲县香泉学校工作，章之汶、孙友农报告金陵大学乌江农会工作，金宝善、张维报告内政部卫生署、上海市卫生局高桥乡村卫生示范区乡村卫生工作，龚玉贤报告镇平自治工作，孙廉泉（则让）报告菏泽实验县工作，于永滋报告华洋义赈会工作，李石曾报告西山温泉工作，卢广绵报告华北工业改进社工作，贾尔信报告齐鲁大学农村工作，梁定蜀报告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工作。

  大会还安排了两次讨论会。14日晚7时半到9时，第一次晚间讨论会上的发言踊跃，集中有三种意见：一是由乡运过渡到政治；一是乡运者单做政治以外社会以内之事；一是方针不必定，自然会发生出来。最终由李石曾讲明对于乡运两个原则，即“创造而不夺取；合作而不斗争”。16日下午2时到4时，第二次工作讨论会，事先由众人提出问题，交主席团整理，然后被问人按题答复。所问多关于各处工作及理论之质疑。最后，梁漱溟以二事提示警醒我们：第一，请大家宽解，不要着急，不要将眼前局面看死；第二，请大家格外小心，乡村事业，实在发展太快，勿以救济乡村而损害乡村。

  1934年10月10日到12日，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二次集会在定县平民教育委员会召开。计到代表150人，其所代表的团体机关共76处，较去年增加一倍。到会者，除学术团体、实验机关外，中央各院部会、地方政府及金融机关、媒体业亦多有代表参加，地域包括中国十一省，可见各处乡村工作之繁盛。10月10日上午8时正式开会，推定晏阳初、梁漱溟、高践四（高阳）、梁仲华、陈筑山为主席团。晏阳初主持开会典礼，指出乡村工作讨论会必能为国家造成一种新风气，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本次集会把每日会议议程分为演讲、报告、讨论三个部分，无论是演讲题目还是报告内容以及讨论细节都比第一次集会更为实际、详实和深入，也说明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逐步深入以及经过第一次集会大家互相联络后的提携团结进步。

  演讲者及题目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旨趣”，高践四的“中国教育改造与乡村建设”，晏阳初的“乡村运动成功之门槛”，章元善的“合作经济与乡村建设”，陈志潜的“乡村卫生实验”，孙廉泉的“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工作报告有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张学铭的“涿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邹树文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工作”，章之汶的“金陵大学农学院工作”，杨开道的“燕京大学乡村建设科工作”，王健晨的“齐鲁大学农村服务社工作”，尹铭槐的“中法大学温泉乡建工作”，文模的“北平师范大学乡村教育实验区工作”，许仕廉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农建工作”，高践四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工作”，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王彬之的“镇平乡村工作报告”，罗卓如的“内乡淅川乡村工作报告”，江问渔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孙晓村的“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工作”，徐廷瑚的“实业部农业改进工作”，董时进的“江西农业院工作”，梅思平的“江宁实验县工作”，胡次威的“兰溪实验县工作”，屈凌汉的“山东民众教育馆工作”，袁辉的“湖南省立柿业试验场工作报告”，周文的“湖南省立农民教育馆工作”，盛景馥的“武进农村改进会工作”，陈筑山的“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工作”，沈鸿烈的“青岛市乡村建设工作”，伍廷颺的“广西垦殖工作”。

  这次机会所组织的讨论，共分为七个小组。第一组农民负担组由李景汉召集，第二乡村卫生组由陈志潜召集，第三自治保卫组由梁仲华召集，第四经济建设组由杨开道召集，第五合作事业组由章元善召集，第六乡村教育组由江问渔召集，第七人才训练组由陈筑山召集。其后，因为第一、二、三组参加人数少，临时合并为一组，由梁仲华负责召集。这次分专业讨论所提出的问题非常细致和切于实际：针对农民负担方面，提出税收取之于民不能用之于民、田赋错乱、农村调查、租税轻重标准、地方经费困窘等五个方面的问题；针对乡村卫生方面，提出乡村卫生不能普及、工作范围两个问题；针对自治保卫方面，提出如何拟定地方自治工作原则即促进方法；针对合作事业方面，提出贫民无法缴纳社股、如何训练社员、怎么样引导社员储蓄、如何推进合作事业、如何健全合作社、如何维持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与银行如何增进互助、如何编订合作教育标准、如何编定合作社社员信条等九个问题；针对经济建设方面，提出运输不便、无法出口、外国倾轧国货、蚕桑合作事业救济、蜂蜜等无销路等五个方面的问题；针对乡村教育方面，提出改良乡村小学课本、华北施行平民教育、增加乡村小学工作效率等三个问题；针对人才训练方面，提出人才分类、训练材料、基本人员训练、训练学校制度、职业教育精神训练、专门技术人才训练、训练人格陶冶等七个问题。

  这些问题总共为32项，其中通过互通有无以及联合各处力量进行办理得以解决的问题，大多集中在乡村建设人员训练与教育教材编定以及合作社的组织这三个方面。此三方面提供的办法虽然落实到具体机关，但是往往是指导性意见，并且多数需要和讨论会团体以外的机构进行合作，因此除非各个团体自身努力外，很难产生实质性地联合推进。涉及到农民负担、乡村卫生、自治保卫、经济建设的问题，大多数会议的处理方法为进行实地调研、呼吁舆论重视及政府改革，没有给出有力的处理方法。比如“田赋错乱应如何整理”的问题，会议记录的决议为“此案不讨论，盖亦无由讨论也”。

  1935年10月10日到12日，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大会在无锡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举行。共计十九省市104个乡村工作团体及机关，与会代表等171人。其中，基督教乡建人士派代表参加，其他的还有一名美籍美国长老传教会人员参会。另外，旁听者约有200人。大会主席团为：高践四、晏阳初、章元善、许仕廉、陈筑山、梁漱溟、江问渔。10月10日上午9时，开幕典礼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大礼堂举行，高践四报告开会宗旨。他认为乡村工作讨论会互相联络增加工作效力体现在四点：一是重行检讨同人所从事的乡村工作；二是报告一年来工作上的心得与困难；三是联络感情，研究切实互助方法；四是交换知识经验，互相切磋商量怎么样改进工作技术。这次大会采用递交书面报告的形式，将大部分时间集中于分组讨论。此外，在每晚7时到9时，还安排了个人谈话，晏阳初、梁漱溟、高践四分别在这个时间段解答参会会员的问题。

  大会演讲分别安排在开幕与闭幕会两个时段。开幕演讲，一是晏阳初演讲“农动与民族自救”，一是汪精卫所派代表农村复兴委员会彭学沛演讲“如何来尽我们的天职”；闭幕演讲，一是考试院副院长钮惕生演讲“应该努力的几件乡村工作”，一是梁漱溟的“如何使中国人有团体组织”。其中，晏阳初和梁漱溟的演讲是会前定好的，另外两位则是会议时增加的。

  大会收到书面报告共有35份。江苏省报告有11份，分别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乡村民众教育实验工作报告》《金家巷农村念二社实验报告》《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最近工作报告》《实业部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工作概要》《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二十三年度农业推广工作》《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乡村工作概况》《宁属农业救济协会二十三年度工作报告》《中央模范农业仓库报告》《武进县农村改进委员会一年来之工作报告》《棲霞乡村师范乡村工作报告》《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改进事业概况》。河北省报告4份，分别为《定县实验区工作概略》《涿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一年来工作报告》《华北农业合作事业委员会二十三年度工作报告》。山东省报告4份，分别为《一年来的山东工作》《齐鲁大学乡村服务社工作报告》《祝甸乡实验区第三年》《山东省乡村教育辅导委员会工作报告》。河南省报告6份，分别为《一年来镇平自治工作报告》《内乡一年来之乡村工作报告》《淅川工作报告》《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工作报告》《遂平嵖岈山县立职业学校乡村工作报告》《洛阳实验区第一年》。江西省报告4份，分别为《万家埠实验区工作概况》《黎川实验区一年来工作概况》《江西省特种教育处南丰实验区乡村工作简述》《江西农村改进社走马乡实验区工作报告》。浙江省报告2份，分别为《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的乡村推广教育》《中华农民益友社报告》。安徽省报告1份，为《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工作报告》。山西省报告1份，为《铭贤学校太谷农村服务实验区工作梗概》。广西省报告1份，为《广西农村建设实验区工作报告》。湖南省报告1份，为《湖南省立农民教育馆进行概况》。

  本次集会尤为注重讨论，讨论环节成为会议焦点，“问题讨论，辩论甚烈，兴趣尤为浓厚”。讨论分为甲乙丙丁四个小组：甲组为政治类，主席为陈筑山、王先强；乙组为教育类，主席为庄泽宣、俞庆棠；丙组为经济类，主席为许仕廉；丁组为其他类，即不属于前三类者属之，主席为梁漱溟。这次讨论的问题更加深入。针对每一组提出的各个问题，不仅讨论了每个问题之所以发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而且探讨了问题何以解决的途径、实施的办法、原则、要点和完成意义，如果在某一个方面有完成较好的实例则提出供大家参考。

  政治类的集中在农村自治组织如何取得实效、全民训练如何实施及方法内容、如何培养民众自治能力、如何确保保甲组织严密性、乡村卫生问题等方面。教育类的集中在乡村青年的训练、以村为单位的农村改进区设施推广问题、民众教育制度及经费筹措、民众学校及乡村小学教材编制等方面。经济类的集中在修筑公路、重视水利事业、改进合作组织与放款、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焦点在于山西土地村有的讨论。会议举出14条理由表明实施土地村有的困难。中央集权政府的缺乏、地主绅士的阻挠、发行公债的习惯缺乏、农民负担的加重、土地分配过程的不公平、耕农服兵役的流弊等因素使得土地公有很难操作。其他类的集中在乡村社会推进责任、农村建设的实验预定年限、如何使民众自动、训练当地领袖人才、技术人员缺乏等方面。在这其中，明确民众的自动仍然需要一个中枢机构长久做下去，领袖人才的训练要重视声望的自然形成。第三次大会闭幕时，讨论通过会务两项。一是下届开会地点在西安重庆广州三处中斟酌大势择一而行，二是推定杨开道、瞿菊农两先生为下届值年。

  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互相联络并提升工作效力。从三次会议的召集、组织、团体工作报告、会议讨论分析问题以及产生的解决议案，加上部分乡建团体之间的合作，确实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践行着大会的成立宗旨。

  一是，大会的成立及三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宣告了乡村建设为时代所需的重要意义。由北平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出版的《合作讯》曾在1934年10月、11月、12月及1935年1月连续四期刊登来自农民合作社社员“对于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希望”专题应征文字，均对乡村建设讨论会参会各方提出殷切的期望。关于对乡村建设讨论会的组织不吝赞美，成安县路固社社员刘发祥就说：“邹平之集会，实为我国埋头农村工作的乡运同志集会之新纪元。”深泽县贾村社社员张凤阁说：“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扩张工作于农村，使乡村怎么样发展，使乡村如何复兴，集思广益，聚精会神，注重乡村之改善，其用意可谓深且厚也。乡村人民于感激之余，不得不生希望之心。”

  云僧在1934年11月15日出版的《众志月刊》“乡建县政专辑”号上以《全国注目的乡村工作讨论会》上称赞“乡运狂飙，是改革运动的前进与深入”。如他所言：“一般人，把仰起头来看天空的态度改转，肯伏下头来注意脚底下，把视线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并且，一批一批的，一群一群的，又真肯屈尊，手触实际，由大城市里的安乐窝，走到尘土掩埋着的，穷疲不堪的乡村，研究，实验一点一滴的，干这套乡村改进工作，居然成为一阵狂飙，席卷了全中国，实在是件可喜的事！”其又言：“这更是若干乡运领袖，高高揭起的旗帜，这个旗帜，在目前的中国，农村经济继续崩溃，内外忧患交迫，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接骨眼，而高高地树立起来，是格外值得称道的。”

  二是，会议的参与团体和范围逐渐扩大。第一次邹平会议的到会代表共计39个团体63人。第二次定县会议的到会代表共计76个团体150人，按照江问渔的说法，参会团体或机关可大致分为13类，分别是农村改进区、农民教育馆、乡村师范学校、农业学校、农业推广机构、县政研究机构、县政府、合作社、农民教育机关、自治团体、自卫团体、行政机关、报馆等。第三次无锡会议的到会代表共计104个团体171人，这些团体中政治性机关25个，学校25个，民间团体21个，民众教育馆13个，学术团体5个，教会团体7个，其他银行、报馆8个，另外加上旁听者共计200余人，地域涵盖19个省市。除规模外，邹平会议、定县会议未标注参会者性别，无锡会议则不同，每位与会人员都标注了报告序号、姓名、次章、性别、籍贯、所属机构以及通讯处。无锡会议参加的女性代表为9人，分别为来自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俞庆棠、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的张爱珠、女青年全国协会的刘玉霞、福州协和大学的李冠芳、国立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科的刘宝珠、冯贞芳、上海市卫生局高桥卫生事务所的徐月丽、南京金陵女大的林玉文、俞塘教育事业指导委员会的黄梅仙，“此足证女界中之热心于乡村教育者”。讨论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女性方面的共三个：一是怎样组织农村妇女，训练农村妇女，二是编制乡村民众学校妇女班课程及教材，三是乡村民校男女同班问题。可惜的是，除了在训练青年环节提出应格外的注意训练对象不论教育程度高低外，所提出的问题均未给予详明回答。当时，南京金陵女大林玉文所言“置脂粉于身后，抱牺牲之精神”深入于民间，确实如此。

  三次会议的形式，从第一次大会主要是听取各个团体的报告，到第二次增加专家演讲和讨论的环节，再到第三次实现纸质报告和加重实际问题套路与解决。从会议程序能看出，历次会议的形式和内容都比上一次更趋向于解决乡建服务事业中遇到的瓶颈和障碍问题。而且，对于各参会会员提出的问题，也更加有了实际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上，只有金宝善、张维报告了内政部卫生署、上海市卫生局高桥乡村卫生示范区乡村卫生工作。在第二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上，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陈志潜在大会上做了《乡村卫生实验》的演讲，对乡村卫生方面也提出乡村卫生不能普及、工作范围两个问题，而会议最后商定的报告案为“同人对于卫生大多无认识，故对此提出之二问题，未能解决，似应从长由卫生专家商议。”在第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上，关于乡村卫生的问题有五项，分别涉及乡村卫生工作人员训练、公医制、卫生经费、个人保健、农村服务人员基本卫生知识和技能获得等方面。会议具体确定了三种意见：一是采用定县保健制度以及内政部卫生署卫生制度；第二是着重基层工作人员训练以及利用民校学生、小学教师首先展开训练；第三是经费可以占到事业费用的10%到20%。对于公医制，大会一致主张推请定县平教会陈志潜和卫生署公共卫生训练班张维负责公医制的组织及实施步骤，并于来年大会中报告。能够准确的看出，此次的乡村卫生制度较第一和第二次乡村讨论会已更为重视。这既是乡建事业实际发展的需要，也同参与此次会议的卫生方面的工作人员增多有关。有关公共卫生方面的团体计有南京卫生署、江宁自治实验县卫生院、卫生署公共卫生讲习班、上海高桥卫生事务所、国立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等六个机构，共10人参加会议。

  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集中了全国代表，各方面意见得以汇集，从中央政府到县政改革实验县，从国立大学到民间社团，从教育卫生界到银行金融界，从基督教会到村社合作社。这些举措都是在广泛吸纳各方团体参与，密切了乡建团体与政府、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扩大了乡建团体思想理念的传播范围，在更广泛层面上赢得了支持和同情。梁漱溟就说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亲切地关系到全社会各方面的实际生活问题，不同于某些运动只对于一方面或一部分人亲切，偏而不全”。

  三次会议均编纂《乡村建设实验》文集，并与天津《大公报》合作创办了《乡村建设》副刊。国内新闻界及参与会议的各个团体机关报纸杂志，诸如《》《大公报》《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中华教育界》、华洋义赈总会《合作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乡村建设》、平教会《民间》、江苏国立教育学院《教育与民众》、中国农村经济委员会《中国农村》，以及《新闻报》《中华医学杂志》《社交通讯（上海）》《乡村工作军》《新农村》《青岛教育》《福建教育》《浙江教育行政周刊》等对会议前后给予了着重关注与持续追踪报道，一时成为全国舆论焦点。成立于邹平，由梁仲华任总干事的中国乡村建设学会；成立于北平，由晏阳初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成立于无锡，以俞庆棠为主导的中国社会教育社，“那是联系一切民众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从侧面推进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团体”；这些团体组织，都是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秉承互相联络增进效力宗旨进行工作联合的体现。

  然而，人类行动却经常呈现一种“反讽意味的历史关联的严肃揭示”。在当时形势下，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却从始至终保持一种松散的联合体状态，它自始至终都未制定规章制度，没有章程，没有机构，也没有会议宣言，更没有在官方注册为一个合法社团。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所预发的第二次开会通知里即说：关于组织事宜，一切务求简便，其原则多求精神上之契合，少注重形式上之组织。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江问渔发表《参加第二次乡村讨论会后感想》一文并指出“会的本身没有在官厅立案”。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中，筹备委员刘虚舟报告筹备经过时说：“本会因非一种社团组织，故舟车减价手续，未能办到，深感谦憾”。关于讨论会的召集与会议定位，梁漱溟是会议发起人、召集人、主导者、主办方以及三次全国会议的主席团成员，他有自己的认识：

  1932年后连年有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之自动地三次集会，以迄其后有乡村建设学会之组成，盖非偶然。要言之：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形成高潮，实以全国农村经济的大破坏大崩溃为其前导。此大破坏在国际贸易进出口上表现为不出亦不进，引起上海金融界的惊呼；救济农村遂为当务之急，南京政府因以特设农村复兴委员会；同时乡村改进工作乃纷纷见于全国各地矣。

  乡村运动的大联合体应守定在野，不亲操政柄。我援引孙中山政权、治权分开的说法，政权归于人民，治权赋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机关等等均为行使治权而设，均属工具性质。这一划分开，是为保持乡运大联合体于统一立场上所十分必要的。而保持此统一立场又是上面国权统一稳定的决定性条件。

  正是由于这一思索，秉持政权与治权的分离原则，梁漱溟坚持“统一于下”的原则，那么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这个乡建运动的联合体必须守定在野立场。

  时任邹平实验县县长、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会场筹备主任的徐树人曾谈及大会的影响：

  开这个会的目的是为着搞乡村运动大联合。开会以前那几年，原来搞社会教育、民众教育、职业教育的，如上海职教社、无锡教育学院、搞识字运动的平教会，搞合作的华洋义赈会等，彼此联系很少，但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下，彼此联系加强了，感到不仅有联合起来的必要，而且还要结合政治。因此在会前他们就提出一个“政教合一”的口号。这个口号不是邹平制造的，是南方朋友喊出来的，邹平亦接受了这个口号。不过大家接受这个口号的意图颇不一致，有的是为推行教育需要借助行政力量而提出的；有的是为了推行政令，认为借助教育的形势比较易为人民所接受；有的为避免政治属性的强制作用，认为将政治纳入教育学习管理机关来缓和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矛盾，更有效。中央亦搞新县制，内容五花八门。尽管他们接受“政教合一”口号的意图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危害的统治，因此统治集团对他们也就不加干涉。这样不但能够提出“政教合一”的口号，而且亦能见诸实施了。

  因此，在第一次全国乡村讨论会上，第一次的讨论内容集中于怎么样确定乡建运动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产生了三种不同意见：一是主张由乡运过渡到政治；一是乡运者单做政治以外社会以内之事；一是方针不必定，自然会发生出来。最终定下乡建运动的两个原则，即“创造而不夺取；合作而不斗争”。即便是支持乡建工作的地方当局也存有提防之心，这是大会组织者所面临的客观困境。邹平会议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向方氏，对乡村建设，极热心提倡。此次大会在邹平举行，特致电庆贺，由主席宣读。并派参议冯述先先生携带大批汽水，罐头，水果，糕点来邹馈赠。”这是会议举办者的正面叙述，但在其他叙述中却是另一层意思。据曾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过的张宗麟言：

  我还记得三年以前，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开会的前几天，某巨公曾去电该地当局阻止。等到该地当局覆电去说明以后，某巨公依然不放心，另派多人去参加。结果，不是第一次的乡村工作讨论会曾经声明不过邀集国内乡村工作同志谈谈交换意见吗？

  又言：“去年大会（指无锡大会）中间，曾经有人提议建立经常组织，不幸也被主席所轻轻搁下来了。”

  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之所以未能实现各地乡村建设行动的有效联合，是因为各个地域不同的乡村建设实践在政治环境、设计理念、制度逻辑、意识形态塑造和运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作为近代中国乡村建设的中心区域之一，邹平实验区由梁漱溟亲自主持，“邹平模式”以“村学乡学”为载体，推动儒家基层治理思想深入乡村民众生活，提升村庄社区凝聚力，以实现“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的理想。由此衍生出的“菏泽模式”建立了一套以“乡农学校”为权力中心的“全面责任制”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广泛推行村庄内生产、消费、金融合作社，维护和提高农户收益。邹平模式和菏泽模式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提供了一种具备强烈前瞻导向并用以指导乡村建设实践的儒家道德价值维度。在同一时期，青岛市政府运用城市资源来建设乡村，尝试一条“由城入乡”的乡村建设路径，“青岛模式”注重城乡均衡发展。与梁漱溟一起建立河南村治学院并亲任院长的彭禹廷在河南镇平内乡等县以其“自卫自治自富”的“三自主义”理论创立了“宛西模式”。宛西模式由自卫入手，“民团”的组织建设是其中心和重点。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模式”,首先展开全面社会调查，然后以扫盲为切口，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并举，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综合运用，试图开创出一条“新民教育”之路。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专门从事民众教育及农事教育的研究，其主导的乡村建设“无锡模式”，强调民众教育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导的“徐公桥模式”，成立乡村改进会，遵循“富教合一”主义并注重开展以生计为中心的生活教育。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即“北碚模式”，以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宗旨和“经济建设中心论”“微生物论”的社会改革思想为指导，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乡村“就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典范。高校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实践构成了同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显示出不同的实践特征。安徽和县乌江乡村建设实验区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主导，“乌江模式”是通过农技推广与普及来推动农业生产变革，推进乡村建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宛平县清河镇建立实验区开展社会经济调查和乡村建设实验，其“清河模式”是学院派以知识干预参与社会建设的典型代表，强调实地调查、农民的自组织和社会资源的整合。齐鲁大学以济南龙山镇作为乡村实验区，“龙山模式”广泛利用齐鲁大学各项合作资源，共同推进农业、教育、卫生和家政改良。基督教团体也积极开办实验区，直接服务农民和乡村社会参与乡村建设事业，黎川实验区即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与江西省政府密切合作下建立。“黎川模式”强调社会工作精神，但同时也不排除运用政治的力量，但其徘徊于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微弱成效凸显了宗教参与社会建设作为政治权力工具理性的一面。

  与上述社会团体操作社会资源的整合模式不同，地方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的核心是国家权力的运用。广西省政府以“政治自治、经济自给、军事自卫”的“三自政策”为原则和精神来改造和建设乡村，“广西模式”在基层推行村长兼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兼民团后备队队长的“三位一体”制度，形成了“政、教、卫合一”的管理体制，对乡村社会进行了有效整合。此外，以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为江苏江宁实验县县长，以中央政治大学法律系主任为浙江兰溪实验县县长，两县行政管理层均是以中央政治学校师生为班底组建。“江宁模式”“兰溪模式”主要是采用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利用行政力量、行政组织和技术来促进农村建设，政府力量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占绝对主导。

  前述乡村建设的各种实践模式，无论是从经济、行政、教育还是社会改革方面去复兴农村，都要在现有政治社会环境的合法性路径内实施计划。任何一项乡村建设的计划和实施，如果不同政治建立密切关联，就极易滑入既得不到政治的充分支持又得不到民众的积极响应的尴尬局面。“梁漱溟孔殷以提供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来寻求介入政治，却长期处于边缘政治的舞台”。而无论是知识分子为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做出响应、踊跃参与的农村社会改良运动，还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和部分地方政府因应这一社会思潮，在江苏江宁、浙江兰溪、青岛市等地所主办的乡村建设实验，都陷入了各种困境而最终宣告失败。究其原因，从政治上来说，乡村建设运动既和行政当局的政策关注重点无关，又未曾威胁执政者的核心权益，当然不会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说乡村建设自始至终并没有真正进入过国家政治领域之内，更遑论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从民众消极反应而言，一是这些模式基于社会力量或是行政力量，都未能推动基层组织机构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二是由学者、政府作为行动者的外在性干预，不能有效激活农民作为行动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在国家渗透逐渐加深的态势下，社会精英的普遍离乡之举割裂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有效关联。

  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召开，邹平、定县、无锡被认为是全国乡建工作的“三大中心”，尽管在全国影响深远，但是恰恰在于召集者的主观认识和客观环境，乡建工作的“孤岛”现象依然没改变。没有一个紧密的组织建成，也很难对整体的乡建运动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方向性的推动，更没有对散落在各省各地各处的乡建工作者形成一个真正的团结体。本身各个乡建团体领袖出于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不同，所采取的路径不同，追求的阶段性目标、工作的侧重点也就有区别。比如梁漱溟认为晏阳初——

  在头脑、思想方面，缺乏哲学的头脑。他原来是一个“识字运动”家，他这个“识字运动”家跟他的宗教有关系。……他说中国农民有四个毛病，“贫愚弱私”，针对“贫愚弱私”搞“四大教育”……。我觉得他缺乏哲学头脑，“贫愚弱私”这样的看法不高明。比如说“贫愚弱私”的“贫”，当时的中国的问题，不是“贫”的问题。那么是什么样的问题？怎么会不是贫的问题，农民很贫了？我认为真实的问题是“贫而越来越贫”的问题。人一生下来、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什么也没有啊，没有不要紧，创造、发展就行了，所以不是“贫”的问题，而是“贫而越来越贫”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的社会在当时是向下沉沦的问题，向下沉沦，走下坡路，一定要把中国广大社会从走下坡路扭转为走上坡路才行。可是晏先生他缺乏这种看法。……看得浅。

  发起会议的核心乡建团体对地方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在认知上有偏差。在第二次定县会议举行时，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亲自参加会议。他对乡村建设的热忱并不亚于具备教育界出身并从事乡建的领袖们，他确定的十大施政纲领中几乎每一条都有自治和建设的内容。在沈鸿烈强烈意愿的推动下，青岛的乡村建设取得了极大发展，被誉为“具有时代眼光的乡村改造和建设活动”。然而，无论在定县会议中实际的工作报告汇报以及后来集中汇集的《乡村建设文集》中都未发现青岛乡建的内容，演讲者名单中也未见沈鸿烈。当时邀请担任讲演人的资格或标准有三项：其一是理论方面具有精深研究者，其二是经验比较丰富者，其三是具有国际眼光者。在会议召集者视线内，恐怕沈鸿烈不在此范围。韩复榘被罢免后，取而代之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正是沈鸿烈。沈接任其职后，旋即以“违背法令及为社会诟病”为理由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乡农学校等组织，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和溃散局面。虽然梁漱溟认为是因为“沈氏不了解国内教育上行政上之新趋势，因亦不能认识此新制度”。这说明声势浩大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团结乡建工作者方面成效甚微，甚至由于知识分子的浪漫理想情怀反而对某些工作起了负面效应。在“道统”和“政统”两分的趋势下，持守理想主义的知识人在行政制度所需的实用主义策略和手段面前，显然是跟不上节奏的。

  【前沿】张浩：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费孝通看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