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横街在南城

  作为北京南城区域的一条古街，南横街文明沉淀丰盛。辽、金、元时期，那里是国都城外的一条路，偏远荒芜。到了明代，路途两厢定居者增多，逐渐构成街巷，也逐渐昌盛，但没有正式称谓。它的正式称谓起始于清代，叫做横街。不久，又一分为三：东横街、中横街、西横街。后来，再度兼并，总称南横街。为什么叫南横街呢？听说，南横，便是横在菜市口南边的意思。那时，菜市口是处决监犯的法场，这条街横在南边，能够阻挠监犯向南逃跑。这种说法难以考证，却给南横街平添几何传奇色彩。

  民国时期，南横街还有一个称谓——城隍庙街，因为这条街东头曾有一座城隍庙。1965年，南横街东段定名为南横东街，西段定名为南横西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宽广的菜市口大街建成，南横街被正式一分为二，南横东街和南横西街从此有了清晰分界线。南横东街东起北纬路，西至菜市口大街；南横西街东起菜市口大街，西至牛街。现在，南横东街与南横西街楼房树立，车辆络绎不绝。

  明清时期，南横街店肆很多。从出售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米面杂粮、早点小吃、日用百货、文房四宝的小商店，到运营烤鸭、卤煮的闻名饭庄，各种店肆一应俱全，生意也好。市声喧闹中透着暖意，整条街上充溢焰火气味。

  明朝迁都北京后，起源于南京的烤鸭也随之传到了北京。嘉靖年间，有人在南横街的米市胡同开了家烤鸭店，生意兴旺。其时，正在弹劾严嵩的谏臣杨继盛到这家烤鸭店就餐，看到菜肴色香味俱佳，价格公道，随口说：“真是便利迷人。”这话被店家听到后，甚是欢喜，便请杨继盛题写店名。杨继盛从“便利”与“迷人”中各取一字，题写了“廉价坊”三个字。店家将其制造成牌子，悬挂于门楣。从此，廉价坊烤鸭火遍京城。

  南横街米市胡同里有过一个谭家菜馆，那是谭宗浚之子谭瑑青于1909年从西四羊肉胡同迁过去的。谭家菜是清末官员谭宗浚的祖传筵席菜，因为他是同治二年的榜眼，又称“榜眼菜”，烹制办法以烧、炖、煨、靠、蒸为主，因“精于高汤老火烹饪海八珍”而成为闻名遐迩的官府菜之一。谭瑑青在南横街米市胡同运营谭家菜期间，常常约请政界、军界要人及巨贾、文明名流到菜馆宴饮，使谭家菜名声大噪，致使社会上盛行一句顺口溜：“戏界无腔不学谭（谭鑫培），食界无口不夸谭（谭家菜）。”在其时的京城，品味谭家菜成了一种时髦，乃至有人远道慕名而来，在谭家菜馆挥金如土。

  清代乾隆年间，京城的街头巷尾里常常会呈现一位挑着担子卖炖下水的白叟。因为香气飘得很远，不必呼喊，顾客也能找到。一碗炖下水，两个火烧，既果腹又解馋，贫民喜爱，有钱人也喜爱。积累了必定的资金和口碑之后，白叟在南横街选了一处门面，开了家卤煮小肠店。因为卤煮小肠做得地道，服务十分周到，很快赢得门客喜爱。那位卖卤煮的白叟姓陈，人们亲热地将他的卤煮店称作“小肠陈”。到了上世纪初，“小肠陈”在天桥、虎坊桥、前门、西单一带均有货摊，华北楼戏院门前的那个货摊名声最大、生意最火。其时，梅兰芳、张君秋、新凤霞等唱完大戏后，常常叫一碗卤煮小肠以饱口福。1956年，公私合营，“小肠陈”在南横街的燕新饭馆内专门制造卤煮火烧。到了第四代传人陈秀芳时，卤煮火锅、卤煮砂锅及百余种下水风味菜肴被开发出来，“小肠陈”的卤煮小肠取得“中华名小吃”称谓，卤煮什锦火锅取得“我国名菜”称谓。

  现在，南横东街的中华老字号“小肠陈”仍在经营，店门两边有一副对联——“享卤煮童叟无欺；老字号诚信仁和”。

  明清时期，科举制到达鼎盛，举子们纷繁进京赶考。京城每三年举办一次会试，各省举人均可参与。经过会试的贡士，还要参与皇帝亲身策问的考试，即殿试。清嘉庆年间，每次进京应试的举子多达万人。他们来到京城后，举目无亲，食宿成了一个问题。虽然民间有一些人家租借单间客房，专门招待应试举子，但那些“状元吉寓”价格昂贵，令寒门举子望而生畏。他们火急地需求一个凭仗乡谊得到照顾的当地，在脱节经济困境的一起，还能扎堆取暖。此外，及第的举子等候朝廷分配官职，落榜的举子停留京师等候三年后的会试，相同需求居处。

  所以，会馆应运而生。清代光绪年间，北京南城的巨细会馆多达400余所。南横街及其延伸的胡同为会馆密布区域，约有会馆百余所，比如，粤东会馆、贵州会馆、开郑会馆、南海会馆、全浙会馆、湘阴会馆、泾县新馆等。

  京城的粤东会馆有3所，别离坐落西打磨厂街、广渠门内和南横街东北角。南横街的粤东会馆建于清朝末年，由康熙年间大学士王崇简的怡院一角改建而成，占地6亩。戊戌变法时期，保学会在此建立，康有为、梁启超等常常收支这家会馆。民国元年，这儿还举办过孙中山来京的欢迎会。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菜市口大街建筑过程中，这家会馆被撤除。

  比粤东会馆还多的是贵州会馆，共有8所，别离为：樱桃斜街11号的贵州老馆、棉花胡同的贵州新馆、广安门内大街的贵州西馆、樱桃斜街路南的贵州中馆、教场二条的贵州南馆、教场六条的贵州北馆、大同的贵州东馆以及南横街的贵州会馆。南横街的贵州会馆始建于光绪十年（1884年），其时由任刑部侍郎的李端棻建议集资建筑，过了9年才建成。此处贵州会馆有4座四合院，设有黔书院，为贵州籍旅京人士授业解惑。

  在熙来攘往的南横东街和南横西街，我没找到贵州会馆。或许它与绝大多数会馆相同，现已埋没于前史的尘土。

  清代的南横街14号曾有一家河南籍会馆，名曰开郑会馆。据国家图书馆收藏《北京会馆材料集成》记载，开郑会馆始建于清嘉庆年间，为旧开封府所属18县同乡所建，原名开封会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封府所属郑州升为直隶州后，更名为开郑会馆。这所会馆有两处房产，除南横街14号的东、西院子外，还有贾家胡同29号的四合院。现在，这些院子均已化为乌有。

  那些在南横街存在过的会馆，为应试举子供给了量力而行的协助，乃至成了举子们的“安乐窝”。而举子们步入官场后，又对会馆及会馆里的恩人予以照顾，这是后话。

  在清代，北京宣武门以南区域被称作“宣南”。由天桥民俗文明、大栅栏商业文明、琉璃厂士人文明等构成的地域文明，逐渐演变成一个意蕴共同的概念——宣南文明。而作为这一区域文明根由丰盛的一条古街，南横街因名人聚居和名人活动，为宣南文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进入翰林院成为翰林后，在南横街千佛庵租了4间房，月租4000文，折合白银33两。那是他的暂时住处，而非私宅意义上的新居。从1838年到1852年，曾国藩在京城生活了14年，一向租房寓居，从未置办房产。除了南横街，他在京城租住过的当地还有椿树胡同的长郡会馆、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绳匠胡同（今菜市口大街）、正阳门内的碾子胡平等。那景象，就像现在的“北漂”。

  不久，他的父亲带着他的妻儿进京，致使房间拥堵，不得不从南横街千佛庵搬到绳匠胡同一座稍大的院子。人丁兴旺，使曾国藩频频搬迁。1847年，曾国藩举家迁居到南横街路北一座广大的院子。那座院子共有40多间房，是他在京城租住过的最宽阔气度的房子。

  南横街的湘阴会馆，是我国社会党创始人陈翼龙从事革命活动的当地。他还在那里创办了布衣责任校园，接收布衣子女入学。曾在这所校园读初中班，并随担任教师的母亲寓居在校内。湘阴会馆原为圆通观的西跨院，庚子事故前后，革命志士秋瑾曾在那里寓居。

  南横街西段有座千年古刹——法源寺，古寺对面有座全浙会馆，龚自珍15岁时就住在那里，直到17岁搬进门楼胡同。那时，他仍是一个贪玩的少年，常常逃学。他在法源寺门口心猿意马地翻书，一副穷极无聊的姿态。家中老一辈来找他，他就东躲西藏。一个追，一个跑，法源寺和尚将那种情形描绘为仙鹤捉顽猴。可见，龚自珍在南横街全浙会馆的时光是逍遥高兴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屡次参与乡试均一败涂地。

  在南横街寓居过的文明名人还有袁氏三兄弟，即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袁复礼、图书馆学家和目录学家袁同礼、体育家和体育教育家袁敦礼，他们被学术界尊称为“袁氏三礼”。如果把规模扩大到南横街周围的胡同，在这儿寓居过的风云人物还有米市胡同的康有为、粉房琉璃街的梁启超、贾家胡同的林则徐等。惋惜的是，遗址难寻。惟有他们的故事和传说，仍然在世上撒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