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30 23:10:48 来源：傈僳族的挂包绣着汉族的梅花图案，彝族竹斗笠形似蒙古族的官帽，羌族的铜印记载了“改土归流”的历史……近期，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升级了展陈，以技艺之道、礼乐之境、多元一体等六个板块展示西南各民族的交流。
这个博物馆是西南民族大学藏羌彝文化研究院开展研究和进行成果展示的平台之一。该研究院自2020年6月成立以来，协调了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民族博物馆等校内20个单位，致力于把优秀的藏羌彝文化研究好、传承好、发展好，推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致力于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内在机制，这是藏羌彝文化研究真正的生命力所在。”藏羌彝文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启涛告诉笔者。
藏羌彝文化研究院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拓宽格局视野，研究跨地区的民族交流史。
“要问哪个古代人物最能凝聚草原游牧民族的精神，那非格萨尔王莫属。”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副馆长、教授根旺介绍，藏族、纳西族、羌族、满族、蒙古族、裕固族、撒拉族……足有10多个民族视格萨尔王为他们的民族英雄。
“在以往，格萨尔王的研究侧重于对《格萨尔》史诗的文本内容分析等，今后，我们会着眼于这一宏观的跨民族、跨地区文化现象，动态梳理它形成的机制，背后的动力，以及至今所发挥的影响。”根旺表示，总之，是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深度挖掘格萨尔王背后的文化共同体的意义和价值。
除了格萨尔王，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王菊发现，彝族的民间文学中也引入吸纳了汉族民间故事。
“彝族文化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并没有因语言、地理位置等原因而孤立存在，尤其让很多人意外的是，《狸猫换太子》《董永和七仙女》《田螺姑娘》等这些经典的汉族民间故事，也记录在毕摩经书里，并且经由毕摩结合当地人文再次加工，情节更曲折、细节更丰富。”王菊介绍。
《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于2009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里面就有《仁宗的故事》。王菊发现，《仁宗的故事》与《狸猫换太子》的主要人物和情节大致相似，但是，该故事又有自己的讲述方式。后者侧重于包拯铁面无私审理皇家案件，对于宋仁宗的经历较少着墨；而前者编撰了大量仁宗出生后的经历和磨难。后者侧重于侠义忠勇，前者侧重好人好报，包括仁宗、仁宗母亲、仁宗妻子都在苦难中不改善良，最终有了美满结局。王菊认为《仁宗的故事》体现的“弃儿-英雄”故事原型，与彝族本民族英雄人物“支格阿鲁”有相似之处。
至于毕摩为何会倾心于世俗文化，王菊认为，明清以后的彝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毕摩从政教合一中逐渐分离出来，社会地位和文化功能都有了转变，他们撰写的毕摩经卷不纯粹是宗教信仰方面的内容，而是更多地融合了社会文化传播和记录的功能了。
“总之，彝族毕摩经卷中的《仁宗的故事》是多民族文学互相借鉴沟通交流的结果，体现出多民族文学一起发展的步调。”王菊认为。
“一些优秀的人类学研究并不高深，没有复杂的技巧，就是做得细致、扎实。比如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艾瑞克·穆格勒对云南彝族倮倮泼地区葬礼上悼词的文本分析及葬礼上呈现的食物分析，推测出其背后的生产劳作乃至人际关系。”王菊到美国访学一年，打开“学术之眼”，了解了表演理论、生态理论、组合理论等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这些对藏羌彝文化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当然要娴熟地用起来，还有赖于更多高层次学界交流。”
可喜的是，藏羌彝文化研究院正通过高端学术讲座和《藏羌彝文化研究》大型集刊等平台，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前沿性。
2020年11月4日，藏羌彝文化研究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学术讲座在西南民大开讲，首期讲座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石硕分享。“石硕教授通过娴熟的研究方法，得出重磅研究结论，让我们受益匪浅。”西南民大毕业生海宁说。
此外，《藏羌彝文化研究》大型集刊，将刊登海内外学者在藏羌彝文化研究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目前创刊工作已基本完成。王菊认为如果仅依靠专著，那么国内对国外理论的引进，或者研究动态的掌握就必然会落后。“比如艾瑞克·穆格勒近期有重大影响的三本著作，目前只有一本有中译本；集刊创刊后，有利于让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更顺畅、更便捷。”
今年7月16日《中华羌族历史背景和文化集成》在茂县中国古羌城举办了盛大的首发仪式。既是羌族姑娘、也是文化人类学学者的王海燕百感交集，她和自己的老师负责编著的《羌族建筑》一书，20多万字，几百张图片，让她感到了“把文章写在大地上”的价值和意义。
在西南民族大学，藏羌彝文化研究并不停留在纸面上，而是进行了实际应用，并且有了成熟的应用型人才教育培训路径和“产学研”结合的案例。
王海燕就试图以她的研究，去探讨羌族文化与羌族社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羌寨乡村振兴寻找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从萝卜寨、桃坪羌寨能够准确的看出，羌寨各家各户的住宅紧密相连，同一家族更是常常聚族而居，甚至共用‘山墙’。”王海燕介绍说，后来人们为了生计，开始逐渐往山下、城镇迁移，特别是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以后，住得分散起来。但如今，因为甜樱桃等经济果木产业高质量发展，老百姓又逐渐返乡、返村居住劳动，但他们现在的居住方式，则以毗邻“果园”为原则，就近在各自的果园建房住下。“我们就研究，要在现在的情况下，为他们的居住结构辅以怎样的社会功能，才能打造有文化再生能力的村镇单元？”
在编写《羌族建筑》时，可供参考的仅有一本季富政的《中国羌族建筑》，并且此书以建筑图片为主，辅以少量文字说明。在此情况下，王海燕和她的团队几乎走遍了全省典型的羌寨，光田野调查就走了1年多，一些已经荒芜的、山顶的寨子都用脚“丈量”过，最后的成书有400多张精美实景图，囊括了羌族的村寨聚落形态、碉楼民居、交通设施、水利筑堰，建造工艺与功能、建筑习俗与技艺，从建筑外观到内部装饰，从神圣空间、社会空间到私密空间等不一而足。
“我们的研究只是《中华羌族历史背景和文化集成》系列成果的一个部分。而整部书的成果填补了大量空白的同时，直接将学术研究服务于羌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建设。”王海燕说。
甘孜县在打造格萨尔王城的过程中，西南民大专家教授组成的“智囊团”也为前者在厘清历史脉络、发掘在地文化资源、产业功能定位等方面给予了跟踪式指导，助力其打造为国家4A级景区。
除了研究外，应用型人才教育培训也在逐步深入。截至目前，藏羌彝文化研究院已与甘孜、阿坝、凉山等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三州建成20家本科及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以实习促学习，以实践助发展。
“早在多年前，甘孜州就与西南民大签订人才教育培训协议，针对当地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紧缺的人才，特设文化产业班、旅游产业班，为当地输送了不少人才。”根旺介绍。如今，这个产业班融入普通招生系统，但授课特色不变，并且分别归到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和中国语言学院，加强了“产学研”相结合、相促进的能力。
王启涛认为，“藏羌彝文化研究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不在单一民族的研究，而在于透过多民族的聚居、民族间交流交往交融及文化上的相互兼容所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及‘兼容、开放、宽宏’的文化精神与文化态度，来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内在机制，由此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认识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这才是藏羌彝文化研究的真正生命力所在。”
除了格萨尔王，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王菊发现，彝族的民间文学中也引入吸纳了汉族民间故事。”